因此本书首先要拆掉一个提问方式。既有研究“只是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什么，而非中国是什么”；通过与西方比较，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常的，西方是正常的，于是“要让中国变得正常，就是要将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本书主张：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概念——古典、马克思、新古典、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经验提出的；“当采用基于非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时，人们肯定会认为中国是异常的。但是，如果有研究能够将中国自身的经验概念化或理论化，情况则可能相当不同，相应地，‘异常的’也可能被证明是‘正常的’。”〔导论·四〕

三种理想型：中国不是西方，也不是东亚

本书用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把三者并置。关键差别只有一条：国家渗透市场的程度，以及市场领域是否自治。

三条推论。其一，制内市场“承认市场体制是存在的，并且市场是一个社会领域”——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其二，国家与市场在同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共存；其三，正因为如此，“虽然‘制内市场’模式有利于挖掘市场在调动资源方面的潜力，但在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却不那么成功”。〔第一章；总结〕

体制的形状：三层市场的等级结构

中国的市场体制“从第一个帝制国家直到今天”，由三个概念层次组成，构成一个市场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是全书贯穿古今的分析装置：第叁、肆节看它如何形成，第伍至捌节看它当代如何运作。

这条链条在书中被走了两千年：帝制的王朝周期、近现代的动员与去动员、当代的三次市场化浪潮，都是同一结构的不同投射。“虽然国家对市场的主导是常态，但市场并不是一个无助的行为者，它还积极参与抵制不平衡并恢复平衡。”〔第二章·三、五〕

思想源头：《盐铁论》中的两种市场

本书选择公元前81年“铁盐之争”的记录《盐铁论》作为主文献，理由有四：它代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形成时期的基本辩论；它阐述了儒法两家关于市场、国家及两者关系的大部分基本论点；其中的关键概念也出现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便于对照；辩论者“不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推理，而是试图找到他们所观察到的经济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辩论围绕两组概念展开：生产与分配、国家与市场——“法家学派强调生产问题和国家在生产中的作用，而儒家学派则强调分配问题和市场在分配中的作用”。〔第二章·二〕

辩论背后的利益结构。“法家人士本质上是平民官员和治国专家，他们爬上了官僚体制的阶梯，把自己获得的地位归功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皇帝”；“儒家往往来自所谓的巨室（豪门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付得起昂贵的儒家教育费用”。因此儒家偏好分散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因为在这种秩序下，即便是以更高的经济不平等为代价，地方精英对帝国及其代理人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帝制后期科举制“将这两个精英群体统一起来，并且在正统的新儒家政治经济学里，也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两种极端立场”。〔第二章·三〕

两个派生概念

分析入口是财政。本书援引熊彼特：财政体制是经济秩序的核心，“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可能准备的行动……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被写入了财政史”。据此，帝制政治经济被还原为三个主要行为者被整合进一个体制：一个无所不能的皇权、一个复杂的等级分明的帝国代理人群（官吏集团）、普通人（士农工商）的世界。〔第三章·一〕

基本结构：三层同心圆的组织依附

帝制财政制度可假设为三层同心圆：皇室位于核心层，中间层是各种税务代理人，最外层是形成组织性依附的数千万登记在册的家庭。制度底层，土地、男性劳动力、家庭和个人都被登记为财政单位（亩、丁、户、口），“每一个单位都因其在皇帝的统治之下而对皇帝负有特定的财政义务”。而“总有一些在国家有效控制之外运作的经济生活领域”。〔第三章·一〕

两种经济管理方法。保守（多数儒家）：经济管理与家庭管理类似，经济福利与社会秩序优先于财政收入；财政过程被视为国家和农业家庭之间的零和博弈，任何财政收入的增长“都只能以生产者的集体成本为代价”；偏好低水平的实物税。激进／改良（法家或激进儒家）：财政考虑优先于经济福祉，国家主导优先于国家不干预；帝制国家“被视为一个具有无限能力来改造经济的经济行为者”，其改造可在市场导向（垄断自然资源、国际贸易、控制货币供应以求收入最大化）与市场抑制（全面流动管制与市场限制）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偏好更统一、更精简的税收结构。〔第三章·一〕

周期：常态与三次非常态的高潮

相比之下，市场导向的改革（8世纪末晚唐两税法、16世纪末明末一条鞭法）“适应而非违背了当前的社会经济趋势……改革仅仅意味着承认早就应该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但“没有任何一项改革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衰落的帝国”，因为“市场的兴起会带来在财政上有利于帝国的机遇，但也会造成组织依附的弱化”。〔第三章·二〕

机制清单：帝制国家如何同时“容纳”与“主导”市场

以上八项均出自“自治和统治”一节，是本书对帝制国家如何同时容纳与主导市场的机制清单。其共同结构是：国家在每一领域都保留最终的处置权，却把日常运作交给代理人或社会力量——而正是这一层代理人，构成了皇权最难约束的对手。〔第三章·三〕

再生产装置：科举

帝制经济秩序需要一个制度化过程来再造自身，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复杂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其机制：备考成本高昂（直接教育与考试成本＋放弃男性劳动力的机会成本）→ 每个有抱负的家庭先积累财富和土地，再以经典教育换取文化资本，再谋官职 → 财富与文化资本进一步积累。“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本以有序的方式被吸引到一个精英家庭阶层，这些家庭深深依附于皇帝，并被皇帝所吸纳。”

对经济精英尤其如此，“因为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科举名衔和官职，就只能招致政府的掠夺之手”。故本书的判断是：“这一制度的作用只是抑制了土地农业经济，并阻止了独立经济精英的崛起。”其社会政治功能是“对无形的私人财富进行更有效的政治控制，将这些财富的大部分转化为土地、科举名衔和官职”；长期看，“经济精英被转化为忠于皇帝、依附皇帝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代价是对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的抑制：“知识体系被剥夺了自主性，坚定地以政治制度为导向，从而丧失了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大部分认知与创造能力。”〔第三章·四〕

因此本书拒绝“帝制政治经济效率低下且反现代”的通行判断：“从其以家庭为中心的议程来判断，晚期帝制国家，尤其是18世纪的清帝国，不仅在农业家庭经济的调控和再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而且在提高其人口的生产能力方面也成效显著……清王朝唯一无法克服的挑战，是来自工业化西方的军事挑战和明治日本的工业化挑战，而这些挑战是无法预见的。”〔第三章·五〕

为什么不按标准分期。本书不采用抗战结束、建国、改革开放这类节点，因为“尽管这些事件在政治上很重要，但它们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真正的分水岭年份是1895、1929、1945、1972、1991——“它们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国家与其所治理的社会互动的关键时刻”。而市场发展与军队复员的前提是“与邻国保持稳定和安全的地缘政治平衡，并与占主导地位的海上强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条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具备”。〔第四章·一〕

六个时期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四项“意外资产”。其一，三线建设与工业自力更生运动“使中国经济进一步由东向西和向中发展”，其结果是“一个比中国晚近时期更完整、更均衡、更协调的现代制造业体系”，且“为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公社和社队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两者是更大的县域经济的基层供应商，它们后来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其二，1958年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创造了一种持续的经济和福利梯度，当这一制度结束时，它释放了数百万的农民工”。其三，1968—1980年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返城后“大批返乡知识青年为争取回城权利而斗争”，迫使邓小平等推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与个体家庭企业——“毛泽东时代社会上的流离失所者……成为邓小平式改革的先锋，因为他们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去动员化”。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时代的数十年时间创造了一个与传统的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的新中国国家，以及与传统的中国臣民本质不同的中国人民。新国家和新人民彼此互为镜像。”〔第四章·六〕

这一“明显的矛盾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经济的扭曲性和压制性，它是以政治和战略为导向，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但为了战略目的，它仍然关心人民的普遍福利”。而大跃进暴露的是动员模式的根本弱点：“尽管这种动员可以调动起对于一个具体的集体任务的热情，如一个城市的建设，甚至钢铁的生产，但它缺乏内部的激励机制来调动数百万人投入真实的经济增长工作，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任务，而是一个抽象的目标。”〔第四章·五、六〕

1978—1994：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初始市场化，是政治与经济逻辑融合的经典案例：地下市场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与改革年代的高层政治相结合。”其惯用手法是自上而下的联系：“当基层市场先驱遇到困难时，党的领导层往往会直接介入，以挽救局面。”

1994年以后：纵向市场化与要素市场的等级分割

“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不同，90年代的新市场化是以市场的纵向划分为标志，以建立一种机制层级，而不是以市场与国家的横向结合为标志。”三类改革同时展开：国企自由化（1994—2001年全国各类国有或国营企业由1000多万家锐减到17.1万家，即约98%被民营化或重组为股份公司）；巩固国家主导（撤销多数工商部委、新设金融与资产监管机构、把选定大企业改组为资本密集型集团、1994年分税制）；政治吸纳（2002年“三个代表”正式承认私营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商品市场的发展可以被描述为国家的逐步退出和市场空间的形成，而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纵向市场化的基础上，积极创造和构建要素市场。”

高低两端之间的界限“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其调节遵循“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得高一些，为市场行为者留出更多空间；但每当它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和加强控制时，它就会把边界降得低一些，为自己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空间。无论如何，这种安排总是允许国家保留经济的大部分租金和利润。”其结构性后果是：“国内劳动力充足，足以进行大规模生产，而国内市场的规模则受到要素市场规模的制约”——这一缺口由庞大的海外市场部分弥补。〔第五章·三〕

限度的定义。“市场化的限度是由中央政府相对于市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利益计算来决定的。无论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多有效，国家始终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其统治的经济基础。”于是出现一个反转：“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时，它还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驯服国家内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这正是以下三节的主题。〔第五章·四〕

两大类五种模式

五种模式的排序不是优劣，而是国家在其中所占份量的递增：从提供环境（温州）、提供服务（苏州）、提供资源（联想、华为、比亚迪），到与企业共享收益（房地产联盟），再到把企业当作自己产业政策的载体（无锡尚德）。国家份量越重，企业的经济回报与政治风险“成正比”。〔第六章·二、三〕

吸纳的机制：一个同心圆的政治机会结构

“与国有企业改制中‘抓大放小’的原则一样，吸纳对象资格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规模和生产规模，而不是党员等政治背景。所有资产和生产水平超过特定规模的企业家，都会被自动纳入这种吸纳结构。商业上的成功意味着政治上的特权，这种特权是根据企业在经济实力上的商业规模来分配的。”

故对“私营企业家在经济管理中是成为平等的伙伴还是更弱势的伙伴”这一问题，本书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新建立的吸纳纽带外，更大的经济管控框架仍然主宰着共同利益的纽带，并限制着私营企业。这一部分制度实际上比吸纳机制更为根本。”而它的来源是历史的：“我们看到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动员经济的延续。”〔第六章·四〕

起点：毛泽东时代的“物资本位”

“在毛泽东时代，流通中的每一元人民币都有一篮子等价物作为后盾，这些等价物的相对价格当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计划部门决定的。”其可行前提是国家对全部关键生产要素与关键商品的控制，加之票券制度对家庭施加严格预算限制，“新的法定货币仅仅成为生产和消费的记账单位”。故“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制度的双重遗产是：一旦放松限制，去货币化经济“就成为改革年代改革的巨大潜力之源”（国家计委价格管制的重点商品由1978年65个减至1992年15个，1993年物资部废除标志转型完成）；而消极遗产是“中央层面的党领导下的国家的结构性主导和地方层面的资金动员方法”——“土地和自然资源取代粮食和纺织品等基本物资，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第七章·一〕

九四体制：三项同时启动的改革

“1998年，通过关闭大多数地方分行和创建9个区域性分行，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每个分行都像美国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那样，覆盖多个省份”——央行地方分行由此摆脱地方行政权力影响。至此“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结构似乎是完整的，它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管理体制，与现代西方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并成功帮助中国渡过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七章·一、二〕

三个案例：动员的极限

类比的五个要点

与西方公共部门的三处不同。“第一，中国政府本身的行为就像一个公司，因为它拥有大量的企业。第二，中国的国有部门主要是为国家服务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国家的代理人服务的，尤其是为中央政府部门服务的。第三……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了金融和货币手段来调节经济。而在中国，国家主导经济的主要手段则是国有部门；金融和货币手段对经济的调节是近来才在中国出现的。”由此得出一个财政上的差别：“中国的财政体制不同于西方，因为它有自己的财政资源，独立于由家庭和私营部门主导的社会。因此，国家允许私营（非国有）部门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而是为了支持社会的基本就业和物质需要。”〔第八章·一〕

代价随之而来：“由于其独特的交易模式，放大版的家庭自留地制度明显缺乏将国有机构发展为市场行为者的强烈动机……在这个领域，国家和市场之间有限的交易意味着几乎没有制度创新的激励。”“这种制度有利于经济的粗放扩张，而不是经济的集约增长。因此，可持续发展往往成为问题，经济发展很快就会达到增长的瓶颈。”〔第八章·一〕

扩张与三重身份

危机如何帮助了央企。“虽然世界上大多数企业都将全球金融危机视为祸患，但中国的央企肯定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扩张机会”——但机制不是投资扩张，而是结构性相对地位的提升：其一，其他参与者面临金融与经济状况快速恶化；其二，政府被迫推行痛苦的信贷紧缩以抑制此前宽松信贷造成的通胀。“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小型企业都是主要的受害者，其次是较小的国有企业，甚至地方政府的金融地位也遭受损害。”〔第八章·三〕

三重身份并非并列，而是互为条件：财政上的不可替代换来政治上的高位，政治上的高位又换来经济上的自主，而经济自主反过来使中央更难约束其财政与社会行为。〔第八章·四、五、六〕

两边的批评都不准确

与俄罗斯的对照。“俄罗斯经济中没有国有企业或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预想中的数百万中小企业自由公平竞争的美好景象却并没有出现。相反，俄罗斯经济中很快出现了一种经济组织的等级制度，在最上层是十几个寡头集团。”与央企相似的是它们也主要是国内企业、几乎无意参与国际竞争；关键差别在于“这些寡头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中既没有成为遵守法律的市场行为者，也没有为中央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收收入”。普京时代的整合“不是导致大多数行业里的寡头消失，而是围绕普京形成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控制形式”——“这与中国的经验有着本质区别，在中国，国家及其经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性约束。”

本书对国企混改的判断保持一贯：2017年7月中国联通引入包括阿里、腾讯、百度在内的14家战略投资者持股35%，“此举不应被视为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管理权；相反，这可能取决于国有企业政治约束的进一步制度化”。同年8月有报道称在港上市的中国国企在公司章程中加入党的领导条款——“如果党想要通过增加私有股份和可能的有效管理话语权的方式来实现央企的市场化，那么只有在巩固了对央企甚至是最大的私营企业的管理控制权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本节的落点是：“可以说，央企是对中国‘制内市场’体制最根本的挑战。”〔第八章·八〕

一 · 社会后果：三角关系中最弱的一角

先要澄清“社会”这个词。“社会”作为非国家单位的概念，是20世纪早期在西方影响下才出现的；在当代官方话语中“社会”等同于“民间”，而“在口语中，‘社会’通常指的是社会中无组织的，因而有潜在危险的各种要素。它与‘江湖’的流行概念相似”。因此“在官方和大众话语中，最真实的中国的社会概念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边缘社会，不受国家权力的控制。换句话说，社会是国家权力薄弱甚至退出的领域。”

波兰尼的框架被用来定位这一后果。波兰尼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不应被理解为离散的元素，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人类发明”即“市场社会”：“需要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形成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减轻其更恶劣的影响。”其关键洞见是不对称的：“自由放任是规划好的，走向市场社会的运动是一种有意识和有计划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行动是驱动力”；而“反向运动或社会保护主义则是自发的、没有计划的”。

据此本书的判断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不懈地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制定一套应对市场发展的社会后果的社会政策方面却相对缓慢。”并且“这轮社会抗争和动荡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抗争和动乱的最危险来源不是那些一无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阶层，而是受到侵犯的地方社区和边缘化地区的族裔群体”——三类最突出：反对强行征地的抗争；针对可能造成环境恶化的工业项目的抗争；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极少数人的暴力抗议乃至恐怖袭击。“所有这些抗争都直接与不停地调动资源和缺乏充分的社会保护有关。”〔总结·一〕

二 · 政治体制：为什么市场化没有带来民主化

本书把这个问题接回“东方专制主义／水利社会”的老辩论，但拒绝给出决定论答案：“如果我们关注国家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可以质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灌溉工程）是否是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转换到观念因素，我们就可以探讨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是否主观地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哲学基础之上——这种哲学从规范上证明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问，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是否是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国统治者哲学互动的结果。我们认为，历史对未来的探索永远是开放的。”

对既有文献的接续与推进：高敏发现中国“依然得以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经济自由化”；蔡欣怡反驳私有化导致民主化的假设；狄忠蒲指出私营企业家“已经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伙伴，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持政治现状”，并以“裙带共产主义”概括之。但本书指出这些概念的不足：“如果‘裙带资本主义’或‘裙带共产主义’的概念意味着政府与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它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在东亚，许多被描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是民主政体，但政府和商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没有阻止民主化的发生。”

本书自认的增量在于：“通过指出中国市场体制的层级结构，即三层市场，我们为这些文献增添了新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市场层级结构使中国政府有能力容纳市场，同时保持对市场的控制。”

当下的诊断是悲观的：“目前，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社会方面的力量还太弱，无法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秩序。市场化改革使国家和市场主导社会成为可能。这种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现代国家和市场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使中国社会的自治秩序变得非常脆弱。”并指出一重自我加强的机制：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与企业家的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弱势地位。通过进一步削弱中产阶级，原本能够对抗扭曲的市场化所带来弊端的社会政策改革只能被继续推迟。”〔总结·二〕

三 · 全球背景：自下而上的整合，与两重结构性失衡

一个反直觉的观察。“与美国和欧洲的‘场内国家’体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中国的‘制内市场’体制与全球市场的整合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更普遍的自上而下模式。换句话说，与中国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如国有企业，甚至一些大型私营企业相比，‘制内市场’的基层、下游或市场参与者与全球市场的整合要紧密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中激增的误解”——“大多数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因为主要由国内央企构成的国有企业总是在榜单上占据主导地位”。

真正的活力来源是外资：“激发中国经济活力、重振中国在全球市场地位的，不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是外国资本。”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曾达前所未有的55.2%；2008—2013年仍占出口总额46%，2013年私营企业升至约35%、国企约17%。1980—2013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5.6%，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1%。“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半工业化和半农业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这依靠的是市场化，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还能进入新开放的全球市场。”其代价是：“创造工业能力的全面努力并没有得到消费和家庭平均收入相应增长的支持”——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导致国内需求的减少，那么为了创造足够的增长和就业，就进一步需要世界市场。同样的增长模式只会导致同样的自我循环的收入分配结构。”

在这一处，本书回到了自序中的规范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令人忧虑的后危机时代里所诞生的任何制度性成果，如果能够持久，都必须与混合经济相结合，其特点是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以及真正全面的社会保护计划。”而全书对未来的判断始终限于条件句：“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保卫社会，中国不仅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将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风险很高，结果仍是未知之数。”〔自序；总结·三〕

按原书正文合并的最简时序，只保留对“制内市场”结构本身有塑造作用的节点。■ 非常态或结构转折以红点标出。